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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4—1661,崇明岛战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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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0-03-25 13: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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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4年,明王朝的大崩溃达到最后的悲剧时刻。在随后的数年中,清军南下,把其征服事业推向全国。南方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混乱和溃败之中,最后收缩到了西南山区和东南沿海岛屿上。在这一烽火连绵的图景之中,崇明岛有史以来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战争的前沿地带。

 

第一阶段:最后的抵抗(1644—1645)

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(1644年4月25日),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,崇祯帝在绝望中自杀殉国于煤山。13天后(5月18日),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南京,当地官员在悲愤之中立即决定在南方组建政权。坏消息继续传来:事实上,当福王继承皇位时(6月19日),清军已在两周前进入北京(6月5日),并立刻就准备着手征服江南。

在亡国的阴影下,南京依旧歌舞升平。这个脆弱的政权号称有100万军队,其中80万属于不可靠的军阀左良玉。除了史可法等少数几个人之外,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其实早已开始;而即使史可法,也未必懂军事。

这一年十二月,清军在多铎率领下渡过冰封的黄河。4个月后,驻守江淮的24万明军在一片混乱的自杀性相互攻击中投降了这支不满1万人的八旗军,扬州城随即陷落(1645年5月20日)。19天后(6月18日),南京投降。

在清军征服江南的战争中,东南的反清抵抗力量至是逐渐向水上萎缩——清朝强大的陆军对于太湖和东海上的水军束手无策。在南方组织的防线中,长江防线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弘光帝即位不久,南京官员荆本彻(镇江丹阳人,1634年进士)就受命为下江监军道,抵达崇明,组织起一支水军。他在南京陷落之前就反对史可法的北方收复战略,而坚持将南方作为明朝的复兴基地。

1645年2月,崇明知县徐鼎莅任,荆本彻屯营在县城西北角的施翘河,称“四会营”。与其同时,崇明人沈廷扬(当时为南京政府的户部郎中)受命将漕船改装为长江兵船,负责军事后勤,他很快致力于将崇明岛建设为一个“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”([美]魏斐德《洪业——清朝开国史》)。荆本彻的防务计划得到了沈廷扬的支持。

当时的崇明是一处著名的海盗巢穴。1640年起,本县人与江北贫民纠结,组成一支200多艘船、上万人的海盗集团,在两年后才被平定。其首领顾荣被招抚为把总,统率他愿意当兵的440名兄弟。顾荣对海道相当熟悉,江北船只当时全在其掌握之下。他与荆本彻募集的民兵开始有了摩擦。

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,崇明这个海上孤岛成了江南抵抗分子的绝好避难所。南京陷落后,明义阳王(周定王橚七世孙)在太监李国辅的陪同下,从苏州逃难到崇明。当时清兵已经推进到江南一带。1645年夏,前史可法部将李成栋在降清后率领一支5000人的部队进攻嘉定(7月29日),在英勇地抵抗了一个月,这个城镇被屠城。李随即转攻松江。

松江的抵抗力量由吴志葵等人领导。他是吴淞总兵,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崇明岛,他统率了当时南明残余的大部分水军,曾到崇明与荆本彻会合;并极想和浙东的鲁王朝廷取得联系,希望通过占领江南一块根据地来光复明朝。他于是率人秘密进入太湖和泖湖地区,并向刚被清朝任命的县官发动进攻。结果在1645年9月,遭到李成栋2万人优势兵力的袭击而大败。吴本人被捕,送到江阴去劝降,最后被杀。

松江诗人陈子龙(曾是柳如是的情人)是最积极的复明分子之一,在他看来,关键取决于一个地域性的共同起义,并希望从“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取得军事援助”,因为岛上的明水军“当时是、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”([美]魏斐德《洪业——清朝开国史》)。在清军击破嘉定后不久,荆曾出兵攻打吴淞作为响应,但被击败,退回岛上。这半年内,“海上人虽不敢登陆,军中尚乏水军战船”(《海角遗编》)。

当时,崇明县令徐鼎已经离任,该岛的军政实际上控制在荆本彻手中,在义阳王前来投靠后,他的势力更大。但他的专横作风却与本岛海盗出身的把总顾荣发生了冲突,顾密谋杀他后拥戴义阳王;荆察觉后率12艘船只逃往宁波。不久,明淮安巡抚田仰、淮河镇总兵张士仪、淮海镇总兵张鹏翼各统率水陆军数千、船数百,相继到达。他们与沈廷扬一起,推戴义阳王为监国。

不久,这个匆忙组建的小政权出兵江南的浏河,被清军击溃。主事者各谋出路,义阳王也逃往浙江,岛上一片混乱。军政权落入本地人顾荣和黄五常手中,他们立刻又起了矛盾,结果顾荣被杀。

两淮贫民出身的高进忠随后率水军前来。此人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,在洪承畴对他招降后,他表示愿意与清人合作,并提供3千多士兵和69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。刚经历内斗的黄五常无法抵抗,也不知高已在暗地里降清,因而被轻易地擒获。高于是下令城中剃发,然后水军转攻苏州。

此时,崇明守城的只有副总兵施鸿仕。十一月十日,荆本彻率海军来攻,他的水军之前在舟山得到恢复,并进攻南京附近的六合,取得一次重大胜利,但部下却因战利品问题同海盗同盟发生争执。可能在回舟山途中,他转而再来攻击崇明这个自己的老根据地。但施闭城抗拒,其原因肯定是担心剃发后遭到报复。但荆当天就攻破了这个孤城,并擒杀了施,次日又杀黄五常等人。然而他的收复只维持了17天,十一月二十七日,清军船队到来,荆军溃败,仅剩3艘船逃往舟山。吴淞总兵李成栋在船头下令封刀(以示不屠城),崇明城内百姓于是出降。

 

第二阶段:拉锯战(1646—1656)

1646年初,难得的安宁降临到长江三角洲这片战乱地区,农民骚动停止。崇明的投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清军对江南的平定。但“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,当地的土匪变得更加猖獗,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”([美]魏斐德《洪业——清朝开国史》)。

在1645年冬天之后,崇明岛仍然经常有海盗船入港停泊,清朝海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。虽然清巡抚土国宝立刻任命副将李魁来防守,但1646年正月,崇明岛就再次遭到明军张名振部的袭击,距清朝招降该岛刚过去1个月。

当时清南京提督毛九华指出,长江下游如果和上游的武装(尤其是安庆一带各抵抗组织)联合起来,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显然,复明者也看到了这一点。其时,南明海军在江南的主要抵抗力量聚集在舟山,崇明岛的丧失,对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,如果明水军仍保有这个岛屿,就能以此为基地,沿长江向内攻击,并可能在清军兵力薄弱时与上游武装取得联系,从而一举光复江南。

从崇明败退的荆本彻此时屯驻舟山小沙岙。他的手下已经丧失纪律,他也纵容他们抢劫,以至丧失民心。明海军在舟山的高级军官黄斌卿(肃虏侯,莆田人)很有野心,趁机收拢民意;却又暗地将百姓的抱怨告诉荆本人,荆大怒,对百姓愈加苛刻。黄斌卿于是散布流言,说荆已降清,不日将劫掠舟山;百姓闻之人人激愤,愿出死力相助,以歼灭荆。荆军不少是骑射,一可当百,但火药已尽,终于在3日后被歼,荆本人及父子兄弟全家被杀,其事可能在1646年春。但舟山复明水军内部的斗争仍未平息。

此后,从舟山出发的南明海军对崇明的骚扰袭击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战斗。1647年4月,清廷恢复招抚策略。但5月,明水军200余艘沙船就在沈廷扬率领下由舟山来攻,因崇明城戒备森严而退却。之后,他们转攻江南的鹿苑,结果在一个闷热天气里遇到一阵小台风,大败,沈廷扬被捕而死。

这一年,因清苏松总兵吴胜兆举兵反正,蜡书求援。张名振奉命率水师急驰崇明,途中遇海啸,大风覆舟,士卒死亡大半。张名振与张煌言侥幸得脱,间道返回象山南田。

1650年九月,张名振与黄斌卿的矛盾激化,最终黄斌卿被张名振指使王朝先刺杀。1653年春夏,张名振的军队再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,“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,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”([美]魏斐德《洪业——清朝开国史》)。这一年九月,张名振与崇明人顾忠一起,统率100多艘船,停泊在排沙洪,并乘晚潮进攻。激战5日,清守将洪公义等战死,但城池仍坚守不下。张名振于是转往大安沙等地,每4亩地征粮2石,沙民苦之。

与浙东水师衰落同步的是福建郑氏海军的复兴。1647年1月,郑成功在烈屿(在今浙江舟山)誓师反清,1650年夺取厦门作为基地,并立刻成为南方抗清的主力之一。在其鼎盛时期,郑军有陆军72镇,水师20镇5000余艘船,士卒近20万。

1651年,舟山失陷,军民死难者18000人。张名振等当时正在海上,被迫护鲁王暂避厦门,郑成功令入金门岛安置。次年张奉郑成功号令,誓师北伐,进屯崇明岛,破镇江,后援军不继,再退守崇明。

之后在1654年4月及5月,张又两次攻入长江口。十一月底,张名振军据平洋沙,被当地沙民偷袭,丧失17艘船;张以屠杀作为报复,烧千余家。崇明城中守军300人及乡勇千人半夜出击,全军被张击溃。

根据县志的记载,此后一两年里舟山明海军的骚扰十分频繁,并经常焚烧民居及劫掠人质。1655年,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,但兵力单薄,无功而返。于是会同郑军攻占舟山,年底死于军中(死因不明),部队交给张煌言。清江南总督马鸣佩当时写给朝廷的报告称“据来降兵丁报告,因张名振攻打崇明岛失利,郑成功要提名振去杀。名振惊愤得病而死”。

1656年,舟山再次被清兵攻破,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:所有居民迁移到大陆;最后撤离时,将一切城垣、要塞、哨卡乃至民居等尽行焚毁。这一年秋天,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、活跃在崇明岛的海盗顾三也被抓获处死。

张名振的去世以及舟山的再次失陷,代表着浙东抵抗力量的衰败,而舟山的复明海军基地与崇明的关系本来最为密切,也是极力主张和意图攻取崇明的。

 

第三阶段:清军海防的加强与郑成功的失败(1657—1661)

顺治十四年(1657),清政府宣布“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,调拨江宁、江苏、安徽各省标兵万人,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”(《清史稿》志113?兵九?海防)。这一设置对陆军为主的清军来说,是开创先例的,并早于1659年设置的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;1675年再改崇明水师总兵官为水师提督。而华南的海防相对更晚:福建水师提督1677年设置,广东水师提督1810年才设立。按崇明仅为一中等县,县令为正七品,而水师总兵则是正二品,水师提督则为从一品,这标志着崇明成为清朝海防的最前沿地带,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。

清廷设置崇明水师总兵总体策略是以近海防御为主,所谓“国初海防,仅备海盗而已”。1657年出任水军提督(从一品,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)的是名将梁化凤,率军万人,驻防崇明、吴淞。梁是陕西长安人,曾参与平定山西,“二十二战皆捷”,之后又在江南平定太湖群盗。1655年升苏松总兵,在浦东高桥多次击败张名振军,并追击至其屯驻地崇明平洋沙,予以讨平。梁认为“平洋沙悬隔海中,戍守不及”(《清史稿》卷二百四十三,梁化凤传),建议屯驻重兵,并沿海筑大坝,引水灌田,整顿崇明的军政和农业生产。

两年后(1659),郑成功大举进攻,发动长江之役。五月初四,大军在舟山烈港听议进取长江事宜,其中专门讨论了“分程开驾入崇明事宜”,决定分别停靠崇明的三个沙岛;并派出间谍入长江刺探情况,被梁化凤察觉。五月十八日,郑军趁风一日夜内由羊山(今浙江小洋山)全军开到崇明,郑成功驻扎新兴沙。并再申军令:“崇明等处地方,可以安插提督、统镇、大小将领家眷,为我师根本之地,与思明州一体。其地方百姓,最宜抚绥,凡有骚扰,有杀并连罪无赦。”(杨英《先王实录》)

当时,张煌言建议郑成功攻下崇明作为基地:“崇沙,江海门户,悬洲可守,不若先定之为老营”,一旦有疏失,也可进退自依(《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》)。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,郑成功急于进攻,并进围南京。但现在,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。

这一大意给梁化凤以战机。七月,梁奉命率部兵3000人疾驰赴援南京。七月二十三日,设计擒获郑军大将甘辉(甘辉1655年四月受封为崇明伯)。郑军溃败,在长江上船只又被梁化凤部将烧毁不少。梁预料到郑军可能攻打崇明,本已有部将留守,这时再派军赴援。

八月八日,郑军退到崇明。郑成功召集诸将议论,表示“欲克崇明县,以作老营”,然后再从厦门调一支军队前来攻打,以“逼其和局速成”(杨英《先王实录》)。当天,郑军到崇明城下说降,着手攻城。八月十一日早晨9点左右,开始用大炮攻城。郑成功亲自督阵,到夜晚已经轰掉西北角100多个墙堞,随即添平壕沟架云梯肉搏。城中守军坚持抵抗,打退郑军7次进攻。郑军部将韩英、王起俸死于这一战役。

郑成功本想再行强攻,但被部将周全斌劝止,认为城池坚固,深沟高垒,难以攻破,何况敌军援兵可能很快赶到,得到这一孤城绝岛,并无意义。当日晚,郑成功答复清提督马进宝,表示攻打崇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辟除全军覆没的谣言:“吾故打开崇明,安顿兵眷,再进长驱。……我今才施数铳,其城已倒及半,明日安炮再攻,立如平地。”(杨英《先王实录》)心里其实已经放弃这一打算,次日(八月十二)出兵四乡搜罗粮草,十四日即拔营回福建。

在这一次战役中,郑成功打垮了清舟山守军,但在崇明却遇到顽强抵抗,该岛居民因为这一表现,后来受到鳌拜的免赋嘉奖。看起来似乎他们抵抗明军比对清军还强烈,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担心遭到报复。当时反清的军队,见到已剃发的汉人,经常杀戮很惨。郑成功围南京时,满族军人只有500人,主要是汉军旗人在抵抗。

郑成功在这次失败后再也没有北上。1661年5月,清下令在江浙大规模整顿沿海防务体系,修建桥梁、道路、堡垒、建造船只。当时郑成功在闽南的根据地也遭到清军袭击,于是调军东进,收复了台湾。

梁化凤作为长江之役中清军的首功之臣,在这一年(1661)因功授江南提督。当时人认为台湾尚未收复,提议援引广东、福建的情形,在苏州、松江两府的滨海地区立界,实行海禁,把居民全部向内地迁移,遭到梁的反对。他认为,与其放弃沿海肥沃之地,还不如将这些地方的赋税拿来养兵防守,海禁毕竟是祸民之事。这一建议最终被顺治帝采纳。

 

结束语

崇明是长江河口的泥沙冲积岛,自唐武德年间(618—626年)浮出水面后,每年面积都在变化。明清之际,其面积大约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(舟山岛为502平方公里);当时人口大约在10—20万人左右。

作为一个江海交汇处的孤岛,崇明历史上很少卷入战争,而假如卷入战争,则必定是从海上来的军事力量(例如海盗、倭寇、郑军、鸦片战争时的英军)。因为只有海上势力抵达时,这里才成为它与大陆势力争夺的焦点;而对两支冲突的陆军来说,即使战争就发生在崇明附近,崇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孤岛罢了(例如太平天国席卷江南,与清廷对峙多年,却没有攻入崇明岛)。

在明清之际清军南下时候,东部的抵抗势力最后全在沿海一线展开。其中,崇明、舟山、闽南的厦门及金门是3处最重要的支点。如果1646年后崇明一直坚守在明军手中,情势很可能有相当的不同。江南是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地区之一,崇明如果能坚守,则能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地,进而与上游安庆山区的力量联合。如果能有组织地抵抗下去,重演南宋时的一幕,也未必不可能——当时金兵已攻到宁波,最终还是退缩回了江北。

其次,崇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存在,将牵制清军的兵力,使西南地区李定国等部的压力得到缓解。然而遗憾的是,当时明水军内部矛盾极多,政令不一,反多自相残杀,最后被各个击破。

如果崇明能得以坚守(从与郑军的顽强抵抗来看,是很可能做得到的,尤其清初水军很弱),则明海军还可以以此为基地,北上骚扰。崇明往北直至辽东的航线,一直是非常发达的。远的如元初漕粮海运的创始人、崇明海盗朱清,近一点如明末的商船海运专家、另一个崇明人沈廷扬,他曾通过海道运粮到辽东。

当然,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如果郑成功之前攻破崇明,他很可能也不会在两年后收复台湾了。事实上,他收复台湾前的宣言,与攻打崇明之前的话,十分相似:“我欲平克台湾,以为根本之地,安顿将领家眷,然后东征西讨,无内顾之忧,并可生聚教训也。”(杨英《先王实录》)根据当时的西班牙神甫维克多·利奇神父Victorio Ricci说,他“从来没有在中国海域,见过比国姓爷还要强大的海军阵容”,他称郑军1656年(应是1659年)曾进占扬子江口的崇明岛,在那里建立军火库和商行。

虽然今天来看,崇明与台湾相比极为悬殊,然而当时并非如此:当时台湾几乎没有汉人,也很少耕地;而崇明至少还有10-20万百姓及大片良田——台湾直至1683年郑氏投降,全岛汉人也不过25万。攻打台湾时,郑成功部下几乎都不想去,郑本人在攻下后不久就病死,年仅39岁,与台湾的瘴疠及部下的违抗(当时台湾无粮,郑军部下在海峡对岸不运粮至台)有很大关系,而崇明至少没有瘟疫横行;台湾守军荷兰人只有1000人,但火力很猛,崇明守军至多5000,但更容易攻下。而且收复台湾使荷兰人与郑氏更加成为死敌,后来荷兰人便出兵帮清军攻打郑军。

收复台湾,以当时的局势来看,只能使人觉得光复中原更加无望。单纯以中国而非世界的局势来看,台湾的在当时的军事价值还未必高于崇明岛。然而历史总是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,也许随着海禁和清军在大陆统治的稳固,郑成功迟早要被逼去收复台湾以为根据地,但1659年长江战役的失败及崇明岛的顽强抵抗,或许使郑成功加快了这一进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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