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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高度赞扬崇明“田革命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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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1-04-23 13: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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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20年代初,崇明西沙(今海桥、三星一带)有1200多万步土地(合5万亩)为地主所占有,他们在西沙设收租仓,派专人下乡逼租,佃农饱受重租剥削,苦难深重。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,当地曾爆发过数千佃农进城,痛打残酷剥削佃农的7家大地主的斗争。佃农们上午在桥镇西泯沟打恶霸地主张志彬家,再打北门的苏家,朝阳门的周家,南门的昝家,又打严家和陆家,黄昏时在桥镇西小港打黄家,这是崇明历史上广为流传的“打老鸦”(当地人把大地主称做”老鸦”),即西沙佃户进城痛打张、苏、周、咎、严、陆、黄等恶粮户事件。

1921年8月,崇明遇到特大潮汛,加上连续狂风暴雨,沿江一带堤岸决口,田禾被淹,树木房屋刮倒,农民流离失所,苦不堪言。崇明西沙三面濒江,连遭风、雨、潮的袭击,灾情严重。幸存的一些农作物,棉花霉烂,稻子发芽,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。受灾以后,地主不顾佃农死活,仍要“荒不减,熟不拖”,勒令佃农按每千步田(合4.125亩) 500斤稻谷交租。佃农们忍无可忍,联合起来反抗地主逼租,推举范仲英、刘万芳、黄守玄、袁振祥、周成之、陆明福、陆国祯、周耀堂、李占玉、张登科、顾老虎、曹野郎为佃农代表,分头召集西沙各圩佃农,于9月13日开进县城,向军阀政府县署报荒请愿,要求减租。县知事严翼迫于佃农们压力,答允派员查勘灾情,再决定减租多少。事后,县署竟以“灾情尚轻”为由,对佃农请愿减租不了了之。

一个月后,地主们继续下乡逼租,10多位佃农代表商议决定,攻打逼租最凶狠的严家仓,举行抗租暴动。10月29日,各圩以鸣锣为号,集合佃农4000余人,手持钉耙、扁担,包围严家仓,佃农们高喊:“打死恶粮户”,捣毁了严家仓门窗。因大地主严亚洲闻讯逃跑,佃农扎了个稻草人,里面塞进猪肚肠,视作大地主严亚洲,将其抛入江海。严家仓的收租帐房先生,吓得当众求饶,声言不再逼租。由于大部分地主不肯减租,佃农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愈益激烈。佃农代表商议,公推范仲英为总领头人,召集更多佃农再次进县城请愿,一定要县署出告示对折减租。

11月12日早晨,锣声四起,佃农们举着围腰旗,手章发芽稻穗和烂铃棉枝,肩扛钉耙、扁担,从四面八方汇成一股巨流。中午时分,上万佃农涌进县城,顷刻间,县署前人山人海,佃农们不断高呼“请县知事接见”,“县知事出布告减租”等口号,张贴“打倒恶粮户,荒年要减租”等标语,散发“算一笔种田收入帐”传单。县知事严翼在佃农的压力下,不得不与范仲英、刘万芳、袁守玄、顾老虎、周成之、袁振祥等佃农代表在县署花厅谈判,被迫同意按原租额四折交租;取消24两为1斤的收租重称,改为18两3钱为1斤的通行称收租;每千步揽票费10元改为2元,并张贴了告示。于是,人们把这次减租斗争,称之为“西沙田革命”,也称“民国十年田革命”。

在县署贴出减租布告后,一些大地主气得暴跳如雷,庙镇恶霸地主陶希成,为人凶狠外号“陶杀头”,他对县署贴出减租告示不服,到处游说,准备到省府告状,要惩办佃农代表,气焰十分嚣张。11月18日上午,愤怒的佃农们冲进陶家仓,一举抓住了陶希成,农妇杨大嫂气得张口咬陶希成的耳朵,狠狠地打击了恶霸地主不肯减租的气焰。

1922年春,县署为加强对西沙农民的控制,在三光镇设立警察分局。乡“保卫团总”、恶霸蔡茂智和警察分局巡佐张士君相互勾结,滥收捐税,把少交或交不起捐税的农民关押进警察分局。农民纷纷要求佃农代表捣毁三光镇警察分局,解救农民兄弟,佃农代裹公推范仲英领头筹划此事。一天上午,各圩突然鸣锣,数千佃农汇集到三光镇,高呼“打倒贪官污吏”、“取消苛捐杂税”口号,冲进警察分局,巡佐张士君和警察见势不妙,慌忙更衣溜走。愤怒的佃农们砸烂了警察分局关押人的栅栏,救出被关的农民,把警察留下的制服、被褥、帐子全部焚毁。事后,乡董佐徐仰山和恶霸蔡茂智上诉县署,控告佃农代表“鸣锣聚众,捣毁警局”。县署派出8个警察,到三星镇捉拿佃农代表。佃农闻讯,立即鸣锣,上千佃农赶往三星镇,驱赶警察,保护代表,吓得8个警察连夜逃回县城。

与此同时,10多位佃农代表商议决定,收集恶霸蔡茂智十大罪状,延请了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,向县署控告恶霸蔡茂智勾结警局,苛捐滥罚,敲窄勒索,鱼肉乡民,并再次发动佃农进城请愿。佃农纷纷在告蔡茂智十大罪状书上签字画押,很多佃农还把蔡茂智的主要罪状写在芭蕉扇上,作为宣传牌。数千佃农进城后,高喊“打倒土豪劣绅”、“惩办恶霸蔡茂智”等口号,要求惩办蔡茂智。县知事王垚慑于农民压力,不得不将蔡茂智扣押监禁,将乡董佐徐仰山革职两个月。蔡茂智害怕吃官司,四处央人向佃农代表求饶,拿400元大洋,给律师办酒,请律师代向10多位佃农代表道歉。

1923年8月,崇明的大地主变换手法,请县署出面召开业佃双方代表协商会议,组织成立“业佃维持会”(简称“佃业会”),名义上是议定租额标准,调解业佃纠纷,实质是以此欺骗麻痹佃农,缓和佃农与地主的矛盾。“佃业会”设在三星镇,正副会长、会计、书记均由业方担任,佃农代表范仲英提出异议,县署不予采纳,推说人员已定以后再说。第一次“佃业会”会议在城内万安仓召开,经过激烈辩论,议定租额标准为:收成差的圩每千步租谷280—300斤,一般收成的圩300-320斤,收成较好的圩320-340斤。这是佃农代表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的结果,业方代表慑于“田革命”的声势和威力,不敢坚持过高租额。但是,数年之后,“佃业会”完全被地主阶级所操纵,他们以”佃业会”名义,又作出按老标准每千步收租500斤的决定,恢复了大称收租,“田革命”的斗争成果完全丧失,欠租佃农又被拘捕关押。大地主和县署勾结,要捉拿西沙抗租抗税的佃农代表,代表们不得不到南京申诉告状,等了一个多月没有结果。“田革命”的领导人刘万芳、周成之、顾老虎、曹野郎等先后被捕,押送苏州监狱。周成之在保释之后,贫病交迫,不久便病故,其他代表都在狱中被害。

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“田革命”,高度赞扬崇明西沙农民暴动。他在1926年10月15日以“润之”署名,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向导》第179期,发表了题为《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》一文,文中沦述:

崇明,长江之一岛,岛之全域为崇明县,均长江泥沙沉淀冲积而成。岛之四周年涨新沙,因此沙田甚多,佃农甚多。今举上沙一地为例,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厉害,每千步田要纳保证金50元。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,农民逐渐替地主们经营成熟。成熟后,地主管田底所有权,农民管田面权。每年耕种所用人工、肥料、农具、种子等到均归农民自备。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500斤甚者500斤以上,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,农民要请他吃好酒饭,不然便难免加租。收租的称,大概都有在20两以上,农民如稍反抗,马上送县究办。农民若今年欠了5元租,明年就要还10元、20元,又不得不还,于是农民之破产者年年有之。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(是民国十年)起了一个暴动,没有什么赤党、过激党煽动他们,他们自己成群起来打毁警察局,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 (是咬坏耳朵),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。后因团结不固,首领被捕,以致失败。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灾,田亩减收,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,而地主缴租却坚持要照旧例缴500斤。地主且以“佃业维持会议决”以欺农民,于是农民恨地主益深,暴动又将发生了。

诚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见,自1926年至1927年间,崇明西沙在共产党领导下,又发动了第二次“田革命”,成立农民协会,组织农民自卫军,筹备农民武装暴动,后因反动派的血腥镇压,农民暴动惨遭“流产”,农民运动被迫转入低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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