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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早期实业家杜少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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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1-04-23 13: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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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少如创办了崇明最早最大的企业——大通纱厂、富安纱厂;创办了崇明最早的银行——大同商业银行,以及永裕轮船公司,开辟了实业救国的先河。他热心公益事业,发起兴办医院、学校,建造码头、江堤,修筑公路、桥樑,安装电灯、电话,造福地方。他保持民族气节,拒绝同日寇合作,是个爱国爱乡的实业家。

 

由学徒到经商  做申庄经纪人

杜少如又名杜廷珍,世居崇明南堡镇万寿桥南大街。祖父杜涵如经商兼行医术,父亲杜化如经营花布业,因经营不善,资金耗尽,做小买卖维生。由于家道衰落,杜少如15岁辍学,到外沙(今启东市)黄景裕花布庄当学徒。经过花布庄的数年操练,他成了做花布生意的里手。1910年,杜少如回到南堡镇,同族兄杜少卿、表兄倪葆生连手开办了一家协泰花布店,由于经营有方,营业不断扩展,生意先后做到海门、上海等地。当时,崇明堡镇和桥镇是大宗棉花、土布的输出地,经营方法采取申庄、内庄分工合作,申庄在上海设立字号,负责销售、调度资金。销售的客户来自辽宁安东、安徽蚌埠、福建的泉州。内庄是散于乡镇的花纱布商,就地收购棉花和土布。杜少如少年老成,干练有为,讲究信义,被聘为申庄经纪人,在上海周旋于金融业及各邦客户之间。有一年,由于内庄购进存货过多,申庄销售迟缓,银根吃紧,依惯例年内必须清帐还贷。年关将近,杜少如为严守信誉,一面约定十二月二十三日偿还贷款。一面到南通向大生纱厂任职的叔父杜冕周求援,得到南通实业家---大生纱厂董事长张謇的热心帮助,介绍与上海中国银行建立融资关系,用上海中国银行支票支付债权人的贷款。斯时,使用支票十分显眼,杜少如看重信誉成了商场的美谈。

杜少如经过还贷的波折后,他开始对花纱布行情作专门的调查,发现崇明农村从盛行手工土纺土织正逐渐改用机制纱织布,以14支粗纱为主,全县每日销机制纱近四大包。崇明是个产棉区,棉花年产量约二十万担左右,由于崇明没有纱厂,大量棉花只能销往外地,而机制纱全靠外地进口,花贱纱贵,使崇明的资源和利润滚滚外流。于是杜少如萌生在崇明开办纱厂的设想,他认为在崇明开办纱厂,可以“以彼之棉供我所纺,以我之纱供彼之织”,发挥资源优势,节省运费,完全有利可图。为此,他得出结论:“经商不如办厂。办纱厂是国家的大利,也是地方富裕发展的根本。”

 

创办大通纱厂  筹建轮船公司

1919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,各国忙于国内复兴,杜少如认定正是发展纱布业的大好时机,他计划集资50万银元,在堡镇创设纱厂。当时,崇明比较闭塞,一些人对办纱厂茫无所知,他不断宣扬实业救国的思想,办纱厂可以充分利用崇明的棉花和劳动力,还能发展地方经济。杜少如办纱厂的计划,得到了地方绅士王清穆、杜少卿、施丹甫等人的支持和响应,但因对设厂的地点有分歧,杜少如主张建厂在堡镇,王清穆意见设在桥镇,以致合作受挫。

1919年11月,杜少如与上海营造商姚锡舟合作,招募股金64万银元,股款由杜少如和姚锡舟各负责招募一半。杜少如当时家资不足,后经上海老大杜月笙牵线,与上海金融界巨头胡耀廷相识,胡耀廷同意以建厂款一半作为股款加盟。同年11月22日,杜少如择堡镇大通河南购地一百亩,成立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兴建大通纱厂。11月27日,崇明县新知事张允高还发布告支持兴办大通纱厂。12月,杜少如向英国怡和洋行订购纱锭10800枚,400匹蒸汽引擎一台。1920年6月,大通纱厂建成的水塔和烟囱高达数十米,一时蔚为奇观。纱厂产品以14支粗纱为大宗,棉纱商标为飞艇牌,取无远不届之意。据说“飞艇”牌的艇字是取姚锡舟的“舟”字和杜廷珍(杜少如又一名字)的“廷”字。原料均为崇明所产的棉花,产品就地销售。从此大通纱厂成为崇明地方工业最早,规模最大的企业。

为适应沪崇之间日益增长的客贸运输需求,1922年春,杜少如与姚锡舟、龚嗥如、季友石等集资12万8千银元,创办永裕轮船公司,向上海合兴造船厂购置500吨轮船一艘,定名为“大运轮”,航行沪崇之间。1925年,杜少如与施培卿、张子廉等人在南堡镇开办大中毛巾厂,以生产机织毛巾、宽幅被单为主,由上海三星棉纺厂承销产品,后因经营困难,第二年停产。

1928年,杜少如发起筹组崇启联运公司,由于渡口、筑路、建桥工程巨大未果,募股资金并入永裕轮船公司,以18万银元添置快轮一艘,定名为“大连轮”

 

创建大同银行  兴建富安纱厂

过去崇明没有银行、钱庄等金融机构,商贾周转资金,都到上海的银行、钱庄开户往来。1930年,杜少如为解决大通纱厂资金周转的需要,发起兴办金融机构,与王清穆、施丹甫、倪葆生等集资20万银元,创建大同商业银行,并呈财政部核准注册。同年6月,大同商业银行在南堡镇正式开业,并在桥镇设立分理处,在上海北京东路280号设立通汇处。大同商业银行便成为崇明最早的银行。

早期合伙老板之间合作日久,因利害关系终有龃龉,杜少如和姚锡舟之间亦未能例外。大通纱厂创立时,姚锡舟为经理,在沪负调度经济之责。精于花纱营运的杜少如为协理,,在崇管理厂务事宜,十年中纱厂生产蒸蒸日上。1932年间,日商在上海纷纷开设纱厂,实施经济侵略,致使粗纱销路大受影响。姚锡舟和杜少如之间业务观点不同,互不相让,矛盾加深。杜少如便与王清穆另外筹建纱厂,择地大通纱厂南侧,富安桥东,占地70亩,招募股金50万银元,兴建富安纱厂。在购买机器设备时,日商的价格比较便宜,但杜少如宁可牺牲利益,也不买日本货,他向英国信昌洋行订购细纱锭10800枚,600匹道驰柴油机引擎一台。1933年1月,股东大会选王清穆为董事长,杜少如为经理。当年秋天,富安纱厂建成投产,生产14支粗纱和16支、20支细纱,棉纱商标为金塔牌和鹰球牌。富安纱厂投产后,开始获利不如大通纱厂,一度发生资金周转困难,杜少如除了用他私人房地产抵押外,又将厂房机器抵押给通商银行,曾在富安纱厂仓库门楼上挂着“通商银行仓库”六个大字的匾额。一眼便知富安纱厂已抵押给银行。但杜少如不以此为辱,而是激励员工,自力更生,团结努力,勤于生产,还清债务。经过杜少如苦心经营和全厂员工的努力,不到二年时间,就摘下了“通商银行仓库”的匾额。富安纱厂的纱锭增至15104枚,资本总额达80万银元,在汉口、西安、温州等地都设有办事处。同时开办大安铁工厂,主要承接大通、富安纱厂的机修保养。杜少如还先后在上海、崇明创办了黎明印织厂、大东薄荷厂等企业。

 

热心公益事业  善举造福一方

杜少如是崇明早期实业家,也是热心兴办公益事业的先驱。

二十年代,堡镇医疗条件较差。1925年夏,杜少如募集资金1800银元,与施丹甫等创办堡镇育婴堂和第三医院,特地从上海聘请医务人员。同年,又与施丹甫、姚清征、沈如梅等募集4000银元创办私立民本中学,推沈汝梅当校长,杜少如任校董事长。第一年招收30名学生,编了一个班级,到1927年,开设初中三个班,增添各种仪器设备,图书5000册,使学校初具规模。以后,杜少如从东台县大丰公司购买垦地二千多亩,捐赠给民本中学作为增设高中部的办学基金。

1924年6月,杜少如与施丹甫、杜玉展等集资1万6千银元,创办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(简称东明电灯厂)购置柴油原动机、交流发电机和直流发电机各1台,在堡镇安装120只电表,街道有了路灯,很多居民家里也亮起了电灯。此外,杜少如与施丹甫从西门子洋行购置德国一百门自动电话交换机,开通实用40门,南北堡镇在崇明率先使用自动电话。同时,还在南堡镇架设短波无线电台,与京、沪、杭三地通电报,便利工商业务往来。

1927年,杜少如与王清穆、施丹甫、龚亚虞等发起组织堡镇保坍会,建造堡镇港轮船码头,以及附近的江堤。此外,杜少如先后出资修筑堡镇港口至北堡镇的公路,兴建12座钢筋水泥桥梁,在南堡镇兴建了菜市场。还捐款建造西式二层楼区公所,曾被江苏省政府誉为是全省首屈一指的区公所。1928年间,因土匪猖獗,杜少如发起组织堡镇商业自卫团,他自任团长,购置武器,训练乡勇,组织巡逻,维护地方治安。

1935年,杜少如去浙、赣、皖、鄂、陕、甘、鲁、冀八省考察商情,认识到“欲发展经济,必先发展电力和交通”。于是开始计划筹建堡镇电力公司和崇明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,订购锅炉和发电机等设备,后因日寇侵占上海、崇明,堡镇电力公司和崇明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不中止。

 

维护民族尊严  耻与日寇合作

1938年3月18日,日军侵占崇明,杜少如举家迁居上海,闭门研习经史儒学,来消磨痛苦的国难岁月。日军曾先后两次到上海找上门,要杜少如出任伪职,并对杜少如软硬兼施,威逼其签字,强要富安纱厂和日商合作,悬挂日本旗。杜少如一慨拒绝,并以文字陈词驳斥,原文如下:

一、查沪战以后,国人财产托蔽于洋行之下的比比皆是,一切利益远给与白种人又不知凡几,蔽经理认为,中日两国不啻兄弟之邦,彼此亲善,提携可保东西利益不致外溢,即崇明为贵国占有,对于商民财产当一体维护,故江北各纱厂不挂洋商牌子,唯我富安纱厂当时抱此宗旨,亦无亲善之地步,尔此事实适得其反,藉洋商势力者,贵国无如之何,蔽厂有诚意者反遭种种压迫,此所不解者一也。

二、崇明既为贵国占有,对商民私有财产同在钧部管辖之下,权利义务当为日人一体看待。蔽厂金融方面周转绰有余裕,技术方面出品精良,售价在各种棉纱之上,省市可证,更无合作之必要,倘以合作为名,而实现在利益着想,则此种方式蔽厂断难接受,结果势必陷入停顿一途,此所不解者二也。

三、蔽厂系股份有限公司之组织,股东多至四万余户,职工俱有连带关系,过去在蔽经理统率之下,均无仇恨之意,今钟潚会社独注意富安小小工厂强迫合作,各股东既议决拒绝于前,而全体职工抱宁为玉碎毋作瓦全之想。蔽经理在此情势之下难图两全之策,为贵国计得一富安利益有限,增加数千百股东职工仇日之心,攸关亲善前途之深见钜,此所不解者三也。

四、依照事实而言,倘厂接受合作,实有种种不利之处,如售价之涨落,销路之窒碍,主持者之生命危险,游击队之设法破坏,前途荆棘殊多,合作者既无利益可图,何必强人之所难,此所不解者四也。

五、白种人谋存东亚市场历有年所,彼等以迎国人之心理的办法在不知不觉中享受无穷之利益,既以挂旗而设想,钧部亦早在洞察之中,贵国政策既以亲善相标榜,为何舍此不图而必以武力恫吓,衔恨者益深,此所不解者五也。

由于富安纱厂全体员工激于民族义愤,都纷纷离厂。日军占领富安纱厂后,价值十二万银元的原料和成品纱,均被囊括一空。1939年2月,日军又进驻大通纱厂,成为日商钟潚纺织株式会社江北纺织五厂。

1943年7月,日寇在侵华战场上节节败退,汪伪政权将大通、富安纱厂“发还”原主,两厂交回时,纱机只能开数台,日产棉纱1-2件,而纱厂实权仍操在日商手中。

1944年5月,杜少如在上海病逝,时年58岁。在沪的抗日组织曾派人前往吊唁,送去慰问金,赞扬杜少如在日寇威逼利诱下,始终忠贞不屈,保持民族气节和尊严。在杜少如的灵柩从上海运抵家乡出殡之日,堡镇的父老乡亲及富安、大通纱厂员工近万人,为这位壮志未酬的实业家送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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